在唐代,金银器不但是上层贵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用具,同时,它作为一种贵重的物品,在当时的政 治生活中也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皇帝安抚、奖励臣 僚时,常常以金银器作为赏赐。如秦叔宝跟随李渊征战于 美良川,破尉迟敬德,功居最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睿 宗时,李隆基与太平公主斗争激烈,李隆基组织刘幽求、 葛福顺、陈玄礼、王琚等人,诛夷太平公主。事后,论功 行赏,“赐功臣金银器各一床”。而翰林学士王源中仅因与其 兄弟踢了一场球,大受文宗赏识,一次就赐给金碗二十四 个 (彩图6)。总之,无论攻城略地、舞文弄墨、踢球斗 马、幸佞宠爱,遇到皇帝高兴,都会赐给金银器的。
彩图6 鸳鸯莲瓣纹金碗
唐初用于赏赐的金银器并不多,越到晚期数量越多, 赏赐范围也逐步扩大。虽然中国历史上在政治斗争和社会 生活中用金银财宝收买对方、笼络人心的做法屡见不鲜, 但像唐代那样用金银制成的器物赏赐而且数量如此之巨, 却又是极为少见的。
除皇帝赏赐下属外,臣属和各地官吏为得到皇帝的宠 信,也纷纷向皇帝进奉金银器。如淮南节度使王播在太和 元年 (827年)五月,一次就向敬宗皇帝进奉“大小银碗三 千四百枚”。又如平卢节度使田神功,血洗扬州,“大掠百姓 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然后在“大历三年(768年) 朝京师,献马千匹,金银器五十件,缯采一万匹”。由此而 获得李唐统治者“忠朴干勇”的称誉,加官进爵,荣宠无 比。这种进奉之风自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到代宗时更出 现了 “四节进奉”,即每逢元旦、端午、冬日及皇帝生日这 四个节日,地方官都要向皇帝贡奉包括金银器在内的各种 礼物,并要在所进奉的金银器上刻上官衔姓名。如西安北 郊发现的“裴肃进”双凤纹大银盘(图9)上就刻有“浙东 道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 进”的錾文。陕西耀县背阴村出土的一件折枝团花纹银碟 的背面也刻有 “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 的錾文。这两件器 物大约就是四节礼品之类的东西。大年初一,朝廷还要将 这些进奉上来的东西陈设于殿廷,作为“考绩”的根据。 因此,各级官吏为邀恩取宠,晋官加爵,不惜以各种手段 搜罗或换取金银财宝,竞相进奉给皇室,皇帝也以官吏进 奉的多少而妄施恩宠。
图9 “裴肃进”双凤纹大银盘
在唐代对外交往中,金银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 王朝经常以金银器作为礼 品馈赠周边的吐蕃、回 纥、突厥等少数民族。如 开元二十三年 (735年) 唐玄宗封契丹过折为北平 郡王,同时赐 “锦衣一 副、银器十事、彩绢三千 匹。”回纥在平定 “安史之 乱” 收复两京时,立下了 战功,唐肃宗李亨也以金 银器赏赐回纥首领。武则天时期,突厥人曾借口唐皇室赠 送的金银器是假货而悍然发动了对唐王朝的战争。由此可 见,金银器在民族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金银器大量用于赏赐、进奉,反映了唐代金银制造业 的兴盛,同时也为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金银器作为一种实用器,首先具有实用功能。但是由 于其精美的纹饰、别致的造型以及造型与装饰的和谐统 一,人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品而非实用器。也就 是说,金银器的审美价值往往超过了它本身的使用价值。 在唐代,由于金银器曾经广泛运用于赏赐、馈赠、供奉以 及作为对外交往、政治斗争的媒介物直接参与许多政治活 动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其社会功 能有时又往往超过了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