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系统揭露遗址全貌，明确烽燧为唐代“沙堆烽”故址，为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南立面（南至北）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俯视（上为北）

烽燧修筑于孔雀河北岸的一处椭圆形红柳沙堆上，是由烽燧本体、居住房屋等建筑构成的一处军事设施。红柳沙堆东西长60米、南北最宽35米、高9.8米，古环境研究表明，沙堆最后形成时间约为魏晋时期。

以沙堆为中心，清理烽燧本体、房屋、土埂、踏步、水塘、木栅栏、灰堆等遗迹12处。烽燧筑于沙堆顶部东侧，平面呈方形，立面呈梯形，下底边长9.4米、现残高约5.6米，东、北两侧因风蚀坍塌严重。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栣木垒砌而成。在沙堆顶部西侧，以“减地法”掏挖修筑三间房屋，面积约80平方米，屋内有凉炕、灶、柱洞等遗迹，墙内壁抹草拌泥皮和白灰面。沙堆南坡下偏西部有一道人为堆积的土埂。南坡中部沿斜坡走势修建有上下沙堆的踏步，现尚存外侧护栏。

在烽燧南侧的沙堆下，有一道南北向木栅栏，可能为牲畜圈的一道墙。在沙堆西南十余米，发现一处呈不规则圆形的水塘，水源为地下淡水，水面距现地表5.5米。在塘内淤泥层中出土有陶片、石块及灰烬。在沙堆四周半坡上发现了六处灰堆遗迹，其中五处灰堆为各类生活垃圾的堆积，一处为烽燧风蚀坍塌后，烽燧顶部“突灶”垮塌后形成的堆积。倒塌“突灶”堆积中发现未燃尽的“积薪”——芦苇束、红柳杆等。

通过全面发掘，基本明确了烽燧各区域布局结构，烽燧筑于地势高敞的红柳沙堆上，沙堆顶部为将士戍守和起居场所，下部为经年累月形成的生活垃圾堆积和牲畜活动区域。烽燧及房屋建筑等就地取材，并采用当地传统的构筑方式，显示了因地制宜的特点。

灰堆中出土的纸文书、木简上带有明确的纪年，有“先天”“开元”“天宝”“至德”等年号；同时出土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对烽燧建筑及灰堆中的8件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均为公元700年前后。

出土文书表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为唐代沙堆烽故址，也是一处游弈所的治所，属于焉耆镇下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它与周边镇戍、守捉、烽铺有着密切的联系，前沿预警的烽、铺都围绕其进行设置和布防，形成了西北东南向线状预警线路，同时依托周边山形水势，构成了片状的立体式防御格局。

结合历史文献，我们认为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是唐代中央王朝根据西域军事形势的变化，为防备吐蕃经青海吐谷浑道进入塔里木盆地进而偷袭焉耆镇，而在“楼兰路”沿途修筑的军事预警设施，始筑于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后不久，在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北庭前后废弃，大致沿用了近100年时间。为新疆地区唐代边防遗址考古建立了年代标尺，为我国古代边塞军事建置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雪后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西至东）

二、烽燧发现文书为国内遗址出土数量之最，大量珍贵文物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场景。

▲贝饰

▲铠甲残片

▲毛笔

▲兽夹

遗址累计清理出土各类遗物1450余件（组），均为戍边将士日常生活、工作实用器物。有木质的杯、碗、筷、勺，陶质的缸、罐、碗、碟，染织衣服、麻鞋，武器装备弓、箭、铠甲，上传下达的公文信函等等，其中以883件文书（纸文书758、木简119、帛书4、刻辞2）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也是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

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韩朋赋》《孝经》《千字文》等文书丰富了相关版本。书信、勋告、借贷、佛经、禄命书等文书是还原唐代社会生活的鲜活素材。军事文书数量最多，有上级传达的时局战报、下发的军情命令，基层上报的日常巡查记录、将士的换防升迁、武器资装的报废申领、军粮的收支账目、战马的病疫处理等等。记载“计会交牌”“平安火”“都游弈”巡检制度的木简实物更为国内首次出土，弥补了唐代军事文献记录不详的缺憾。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大自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发掘到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带有墨书的绢片

▲文书 开元四年八月四日牒下界内所由为加远番探侯防备等事

▲文书 韩朋赋

▲文书 唐残文书为入大城报西州裴司马等事

▲文书 孝经

▲文书 佛经残片

▲文书 书信

灰堆中还出土有大量动植物标本，目前已发现40余种植物，如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粟、黍、黑豆、豌豆等粮食作物；桃、杏、枣、葱、甜瓜、西梅、亚麻等园艺作物；苜蓿、草木犀等饲草和杂草。

动物标本初步鉴定有马鹿、黄羊、野猪、野兔、马、牛、羊、驴、狗、鸡、骆驼、天鹅、鱼等，以野生动物骨骼为主。

▲骨骰子

多学科分析研究显示，文书纸张多为麻纸，少量为皮纸，均用松烟墨书写；织物染色使用茜草、黄檗、靛蓝等天然的植物或矿物染料；铜器材质有铅锡青铜和黄铜两种，且青铜均为铸造成型，黄铜为热锻制品；铁器包括碳钢和熟铁；残留物分析，在葫芦器物片上发现有丁香酸成分，结合遗址文书中“蒲陶酒”的记载，证明葡萄酒的存在；粪便样品经过GC-MS检测其甾醇构成，确定在灰堆中既有人和狗的粪便，也有暂时无法明确种属的食草类动物的粪便。

▲室内整理文书

三、考古成果对深化唐代镇防体系、边疆治理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在新疆修筑烽燧是中央政府管理经营西域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万里长城向西的延续，是家国天下的边陲记忆。在维护丝路交通畅达、保障国家统一和西域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以克亚克库都克烽燧为代表的众多军事设施的修筑，构成了安西四镇完备的镇防体系，保证了唐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考古发掘首次揭露了唐代沙堆烽遗址的全貌，为我们了解唐代戍边生活，认识羁縻府州政治管理体制，研究古代军事制度，特别是边塞烽堠机构的运行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新发现掩耳守捉、焉耆守捉、榆林镇、通海镇、麻泽镇、临河烽、马铺烽、横岭烽、悭泉谷铺、猪泉谷铺、蘇累铺等军事机构及楼兰路、麻泽贼路、焉耆路等防御线路，这些军事机构及线路均不见于任何记载，填补了历史文献关于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军镇防御体系记载的空白。楼兰路、麻泽贼路等路线的发现，对楼兰地区古代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变迁也提供了新的资料。在遗址中还出土有用焉耆文书写的纸文书和木简，说明不但有来自中原的汉兵，也有当地蕃兵蕃将参与烽燧戍守，体现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共同参与西域开发建设，保卫祖国家园的历史事实。

▲木简

烽燧遗址出土各类遗物未经扰动，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层位和年代，是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军事史、西域地方史、书法艺术史等诸多学科发展将有极大推动促进，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21年  项目领队工作照